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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申老师简介: 金申,北京人,回族,自幼习画、通文史。中国著名佛像文物鉴定专家、国学名家、禅画名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早年在日本研究佛教考古5年。归国后多年来,为国家文物局培训班、海内外高校授课;为国内外博物馆鉴定佛像;在佛教文化、考古、鉴定研究方面著述丰富,对禅意书画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成就斐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教授毕业院校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 主要成就著作《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论文集《佛教美术丛考》著作《佛教雕刻名品图录》译作《佛像的系谱》代表作品《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佛像的鉴定与收藏》

社会荣誉


国学名家、文史学家、著名书画家、禅画名家
古代造像专家
古代佛教美术史及佛教文物鉴定专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教授
中央电视台1台《寻宝》节目铜器、佛像专家
北大资源学院文物鉴定专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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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与佛有缘 大智若愚——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佛教文物鉴定专家金申先生
* 来源 : 雅昌艺术网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2014-04-04 * 浏览 : 48
              2006-04-18 09:52:26 来源: 未知作者:李飞

       缘起  每次去灵隐寺,我都会在飞来峰上流连许久。“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苏东坡这两句诗,点出了飞来峰景色的奇绝之处。山上林木苍郁,怪石峥嵘,宛如中国泼墨山水画卷。但最吸引我的,是飞来峰上有五代至宋、元年间(公元10世纪中期至14世纪前期)的石刻造像470余尊,保存完整和较完整的有115龛345尊,是我国古代南方石窟艺术的瑰宝。  上月,我去了北京,在佛教考古和文物鉴定专家金申先生的书房里喝茶。说起杭州飞来峰的石刻造像,金申先生道:“我国的石窟造像艺术,大都集中在北方,如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等。在唐代以后,北方石窟艺术逐渐衰落。杭州飞来峰的宋元时代石窟造像,在全国来说只有四川大足石刻可以媲美。它是长江下游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无心插柳成专家  金申先生,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到内蒙古上山下乡,197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金申先生原来是画油画的,可是由于他自幼酷爱文史,却在内蒙古干了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调回北京后又东渡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成城大学研究了几年佛教考古。他对于佛教雕刻、壁画等时代风格及地域样式尤为注意,在佛像的真伪鉴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他的知识底蕴丰厚,视野宽阔,治学范围广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佛教文史考证功力和在佛教文物鉴定方面的独特专长,被学术圈称为“能文能武”型的专家。他经常在为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培训班和大专院校讲授佛教文物鉴定,为国内外公私博物馆鉴定佛教文物。至今已出版了《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佛教雕刻名品图录》、《藏传佛教尊像图集》、《佛像的鉴藏与辨伪》、《印度与犍陀罗佛像精品选》等多本专著,论文集《佛教美术丛考》集结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金先生与我谈起这段经历,开玩笑说:“我要是坚持画画,说不定也能拍卖了,没想到不留神搞了佛教考古。”  “一部佛国史,百座艺术宫。”金申先生叹道。  博大精深,光华耀世的佛教艺术,在艺术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仅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记录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成就,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佛教造像所蕴涵的历史、艺术价值以及其本身的神圣性,加之海内外对佛教艺术的推崇备至和海外华人对佛教的虔诚信奉,我国的佛教造像一直便是世界艺术品市场的珍品。  在喝下午茶的时间里,金申先生毫无保留地与我谈起了分辨佛像真伪的经验。  金先生畅谈佛像辨伪  金先生说,佛像作为信奉佛教者的法物,应该说只有新旧之分,本来是不存在伪作的。佛像的真伪判断,主要是分析其制作目的,以现代技术仿制古代风格的实用器物不能称为伪作,只能说是仿古作。对佛像来说,有的尽管制作时代晚,但是作品忠实地体现出那个时代风格,并没有以牟利欺世为目的而刻意仿古,这些佛像也不能说是伪作。反之以欺骗藏家谋取暴利为目的,刻意模仿古代真品的东西就是货真价实的伪作。还有一种情况,本身是明清佛像,但为了善价而沽,号称是北魏或唐代的,甚至在真品上刻上伪款,这些佛像就要具体分析,也不能一概谓之伪作。  打个比方,民国初年有个信佛的老太太,到铜器作坊请个铜观音,这尊观音不管什么时候看,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文物鉴定只能说是近百年所作,是真品,不能说是伪作,工匠只知道老老实实地按传统手法和老师傅传下的图样而雕刻,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再如西藏与邻近的尼泊尔、不丹和印度边境一带的人们多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仍在大量制作鎏金藏佛,他们忠实地按照传统图样在制作,有的与两三百年前的佛像样式无异。除宗教信仰需要外,还有一部分属于信仰与观赏兼用的佛像,也不能都断然说是伪作,只能说是近代仿古作品。  但尼泊尔制作的忠实仿造古代克什米尔、东印度和西藏西部的佛像,在国际市场上售价极高,自然就有人仿造,这些几可乱真的佛像在市场上和收藏界就可以说是仿品、伪品。  其实对于那些伪作,肯定有其破绽之处。首先他们为了获利,在做法上也就不会太精细,从新旧工艺上可以看出,例如新仿的尼泊尔铜佛,它的手感偏重,铜质发死、发硬、发脆。假的终究是假的,经不起推敲。佛像的鉴定要从造型、质地、款式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如果购买者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与佛教史知识就能更好地辨别佛像的真伪了。  从造型上来鉴别真伪佛像,伪造佛像有两种类型:  第一,似有所本,综合创作  清末民国时,古玩商伪造佛像,专仿唐代以上到北魏的佛像,唐代以后的佛像仿造较少,但南北朝的佛像本身就不太多,古董商缺乏好的标准图样,往往就凭空捏造,不伦不类,或者是东拼西凑,移花接木,猛一看似有古意,稍加推敲便漏洞百出。这就要我们平时多翻阅石窟造像的图版材料,多看看博物馆的实物,将可靠的标准器的各时代样式大致心中有数,遇到佛像可以有目的查阅资料,对比异同。应该说仿品尽管费尽心机,但总有似是而非的地方,特别是衣饰上、光背形制上、莲座上、铭文字体和内容上等细节上都可能出问题,绝对不可抱有侥幸心理,替作伪者作解释,发现某个破绽,穷追不舍,肯定能弄个水落石出。  第二,移花接木法  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数件残器拼合法。大致为数件残佛部件组成一件,例如石佛像,北朝的佛像有的是像身及光背是一块整石头雕成,光背下部有榫头,莲花台座另行雕刻,座正中有卯眼,榫头插入组成。出土时往往某部分失落,古董商将不同佛像的数部分拼合为一件。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首先石质不会完全一样,即使是同地所产的石头,因年代和保存状态不一致,石质的颜色等也有区别。又佛像与像座一般不是同年所制,风格上必不一致。例如将北齐的佛像插于唐代的莲花座上,若台座上有唐某年的发愿文,则此佛像就被认为是唐代佛像。但北齐造像风格与唐代造像风格有很大区别,对各时代的造像风格大体心中有数,就能一眼看出这佛身与台座风格的不一致。铜佛上也往往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光背,北朝和唐代铜佛光背多是另铸后再组合的,失落的残件又拼合为一尊佛像,是常可发现的情况。  佛像款识的真伪  佛像的款识是个很重要的鉴定方法。现存的伪造款识有这么几种情况:  真器伪款:有的铜、石佛像,本身是真品,但被加刻伪款,比如北齐的佛像加上了北魏的年款,而且是北魏初年的年款,北魏初年的佛像还没有完全摆脱外来的犍陀罗佛像样式的影响,字体也道劲古拙,而北齐的佛像流行浅薄的衣纹,大衣如湿衣贴体,与北魏初期的深厚起伏的衣纹截然不同。这种在真品上刻伪款的例子很多。从字体上、发愿文内容上都能发现问题。再例如,有的唐代铜佛像本身无款,将光背后或四足面加刻北魏年款。小型北魏铜佛像与唐佛像实际上有很大区别,收藏者若不深入研究其造型,往往看大形,似乎都是四足带光背,再加北魏伪款,就很容易将它作为北魏佛像而上当。  伪品伪款:这类佛像数量较多,佛像作伪者缺乏历史和造像知识,佛像形象不伦不类,款识乱刻一气,稍加注意即可发现其漏洞百出。这主要从四个方面去识别。  (1)从干支纪年方面去识别。例如北魏普泰年号前后仅一年,若出现普泰三年的刻款,此款就颇可怀疑。但造像上年款,干支纪年不对又往往是极普遍的现象,因中国地域广大,穷乡僻壤文化水准低下,改朝换代,民间还不知,继续用前朝天子年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还要具体分析。  (2)用后来史书所称朝代署款。这种错误极为显见,完全是作伪者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所致。例如曾见一尊鎏金铜观音像,造型不伦不类,背后竟刻有“北周保定四月二日敬造本像”。东魏、西魏为北齐、北周所代,是历史事实,但当时的执政者是以正统的受命于天的天子自居的,自称只能是大周,其亡后,史家称其为北周。当时人作器物,怎么能用后来史家所称其所在时代?  (3)用庙号署款。如有一尊铁观音像,背后竟铸有“大宋真宗年制”。真宗是北宋赵恒死后所尊的庙号,怎么能用庙号来署款呢?前任皇帝死后,尽管新皇帝已执政,但仍然继续使用原来年号,直到来年的大年初一,改用新年号,不可能出现用庙号来代替年号的现象。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误,稍有历史常识即可识破。  (4)通过款识内容上出现的佛教知识判断。例如有一尊唐代铜十一面观音立像,外形上看还说得过去,造像上是唐代常见的观音像,头部共有三层,为十一面环绕。十一面观音是唐代在公元6世纪末到7世纪初密教流行才开始出现的观音形象。在此之前,观音没有十一面的。但光背后刻款,却是5世纪中叶的”大魏太平真君某年“,先不用说造型,就光这十一面观音的形象,也不能提前200多年出现。  从款识的字体、雕刻方法。异体字与简化字、避讳等方面也可以成为判断佛像真伪的一个依据。  佛像作伪的三种方法  佛像在作伪上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以真品翻模制造,一种是以真品为范本重新制造,另一种是按传统的技艺制造佛像。  (1)真品翻模。这种翻模造出的佛像看上去八九不离十,但稍加注意细部,如脸部、衣褶的局部,特别是手指、脚指,就会发现细部处理很粗糙,而且模糊,手指生硬,衣纹细部交待不清等等,质地上沉重压手,铜质或铁质坚硬。近年来市场上有些仿明朝铁佛像,锈迹斑斑,分量上也很合适,颇可迷惑人,但若注意上述细部,就会觉得生硬碍眼。若是铜佛,则铜锈不自然,分量死沉,缺少灵动。还有许多明代的大青铜佛,外表看上去锈色斑斓,形象也端庄相好,各方面大致都交待得过去。但再仔细看看手指等细部,就会发现手指直愣愣如铁叉,衣纹细部有粘连不清之处。这是因为在翻模制造过程中必然不能完全再现细部,翻铸以后还要施以再加工打磨等工艺。古代艺匠对宗教的虔诚和对宗教艺术的理解与技艺,是现代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但翻制者为谋利,缺乏艺术修养,急功近利,所以伪作总是无法与原作相比。最重要的是工艺上的本质区别,古代铸造是用失蜡法,现代往往用塑胶翻模法,只要一看器物的内壁就可立见真伪,所以伪作佛像往往将器底用盖封住,使人看不出铸造方法。  (2)以真品为范本重新制造的仿制铜像。一般多以发现的佛像为范本,重新作模仿制。如所见伪品有日本、美国博物馆所藏的北魏太和年制的鎏金佛坐像,这种名品本来就是海内外的孤品,多年前即是名贵文物,怎可能混迹于普通旧货摊?作伪者仅根据平面照片复制,其他角度造型无法参考,也会出现擅自改动局部纹饰等情况。应该说这种仿制品比真品翻模更容易鉴别真伪。  (3)按传统的技艺制造佛像。这种作伪与上述作伪动机有区别,例如尼泊尔,西藏地区制作佛像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他们是为了宗教的需要而制作佛像,至今仍然按照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统手法忠实地制作着。制作者并不是有意模仿古佛像作伪以骗人,因为制作佛像,法器、绘制唐卡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格式,对佛像各部位的比例,衣饰、身相、持物等都有详细的规定,所以这些艺匠们制出的佛像,有的与明清时代的铜佛在外形上可说是几乎没有差别,须慎重购买。  与佛有缘,张郭造像头部失而复得  清谈中得知,金申先生还有一件颇带传奇色彩的张郭造像头部失而复得的故事。  2004年秋,金申先生等人去青州周边的几个县市博物馆所藏的佛像考察,所获颇多,没想到此行还促成了一尊石造像失盗的佛首失而复得的故事。  一天到达东营博物馆时,已是傍晚6点多,馆长约上讲解员又专门从家中赶来为专家打开展厅,展厅内一尊名为张郭石造像引起了金先生的注意。此像通高264厘米,颇为高大,一佛二菩萨,主尊为螺发,褒衣博带式大衣,二菩萨头戴宝冠、帔帛、缨络低垂至膝,虽无铭文,但据整体风格判断应是隋代所造。此像原为广饶县小张乡张郭村出土,故名张郭造像。  主尊的头部第一眼金先生看去即觉得有点面熟,似在哪儿见过。但又觉得不太自然,不知道什么地方不舒服,总之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馆长见金先生总琢磨此像的头部,说道:“这尊像原来是露天的,佛头前几年被盗了,这是现在复原的。”  一听此话,金先生心里咯噔一声,突然想起4年前的一件事。2000年初夏,首都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刘卫东约金先生到赵公口附近的110巡警支队的办公室,说是请他去鉴定两件查获的石刻。一进办公室,桌子上早已放着一大一小两尊石雕佛头,大的约30多厘米,小头约十几厘米。据巡警队长介绍,这是他们开着警车例行巡逻到赵公口长途汽车站时,发现一个无人看管的尼龙编织袋,打开一看是这两个佛头。想来是作案者做贼心虚,看见警车以为是抓他的,扔下赃物跑了。  金先生仔细观察着这两个佛头,看到大佛头的鼻子和下巴略有修补,刀法也较质朴,小佛头倒很精致。由于市场上假石雕佛像泛滥成灾,金先生一时不敢判断是真品,认为可能是清末民初仿制的。但对巡警同志们高度的文物保护意识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赞扬。此事且在当天的《北京晚报》和《京华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这个消息还使山东济南四门塔方面也来人到京验看佛头,因四门塔内的北齐石佛头部也刚被盗不久,尚未破案。  这两件佛头后来移交给首都石刻艺术馆,展示在馆藏陈列品的文物保护成就的单元里,展板上还悬挂有金先生在巡警办公室现场鉴定的大幅照片。因金先生是石刻馆的外聘专家,所以他还不时地会去看看这个佛头。  东营博物馆张郭造像的复制头部虽然略显不自然,但大形还与原物相似,所以金先生第一眼就感觉似曾相识,他初步断定,张郭断首佛像很可能是与当年北京查获的佛头是一体的,真要是这样可真是巧合或说缘分了。回京后,金先生将佛像各角度的照片与四年前在京拍摄的佛首图片比对拼合,没错!就是他!金先生迫不及待地将佛首图片用电子信箱发给了东营博物馆。两三天后那边回复说,佛头与佛身似不是一件之物,他们要来人亲自看看。不久,馆长一行数人专程来京到石刻艺术博物馆,带着当年未盗的石佛照片,与石佛头仔细比对,竟然丝毫不爽,连微小的斑痕和石筋也恰好吻合,天衣无缝。大家一致确认,现在五塔寺展出的这个佛头就是当年的被盗之物。  不用说,各方面皆大欢喜。山东多年失盗案的佛首竟然在北京发现,安然无损。石刻馆方也对此佛首有了下落,当场表示都是国家的文物,办好交接手续,立即送还。最感慨的是金先生,四年前经手的事竟然还记忆深刻,从最初鉴定到偶然不经意间辨认出它的老家,时经四年,地隔千里,两件事都经他手而串联起来,如此巧合,真是不可思议。  此事从专业角度说叫独具慧眼,按俗话说也真可谓是缘分了。不管怎么说,金先生不愧是佛像专家,对佛像可说是过目不忘,有敏感的专业意识;张郭造像现已身首完聚了,现展出在山东东营博物馆。  道心纯正是善缘  一壶碧螺春,喝了七泡,我和金先生已俗念尽除,身世物外。清谈中,金申先生说:“到收藏家那里看东西,最大的尴尬就是有些收藏家节衣缩食,倾家荡产,如醉如痴地收了不少名头颇大的假古董,件件都能和美国、大英、日本博物馆的名品对上号,自己视若拱壁,痴迷不悟,任凭别人怎么开导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绝不回头。我真的佩服这种人的执著精神。可遭遇这种场面让你怎么说是好?只能是模棱两可地敷衍几句,再逼急了非要表态,只好暗示他这类东西以后慎购云云,仓皇逃窜。”  “我以为作为民间收藏,不必要也不可能要与海内外博物馆的名品一争高下,但要有特色。有些看似‘锈色可餐’的绿铜佛像,貌不惊人,但题材少见,做工上乘,有的还有铭文,这些佛像却有着很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真正能遇上一件法相庄严的古代佛像,是难得的缘分。”对于民间收藏佛像,金申先生如是说。  应我的请求,金申先生在我的册页上写下“大智若愚”四个字,又让我欣赏了他收藏的一些造像。其中释迦佛成道像、男相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坐像、木雕岳飞像等造像十分精致,实为上品,金先生允我拍照,与各位藏友分享。  临走时,金申先生对我说:“杭州自古繁华,又有湖山之胜,自是让佛门子弟难以割舍。在这块集天地灵性的胜境觉场中,留下了多少远道而来弘法者的足迹。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在杭州住上一段日子,你陪我去各大寺庙走走看看。”我说:“五代吴越国时,杭州有‘东南佛国’之称。钱氏五王皆笃信佛教,他们更把佛教看作是教化民众、凝聚人心的手段,凭借优厚的财力,遂使佛教盛极一时,是时杭州寺院林立,多达480余所。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两朝,对杭州佛门颇为笃信。康熙六次南巡,五到杭州并上灵隐、天竺;乾隆六次南巡,六到杭州,十上灵隐、天竺,在各处寺庙留下了御题匾额。李叔同出家的民国时期,杭州的宗教活动十分活跃,有大小寺庙上千座。即便到了今天,在青山绿水之间,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宗教的寺院及其文化影响无处不在。灵隐寺、净慈寺、法喜讲寺、法净禅寺、法净寺、韬光寺、永福寺……都是西湖胜迹重要的一部分。金先生何时光临,我一定陪你去走访名山、名刹、名僧。”  写这篇文章时,杭州下了一场雪。书房里有佛乐在播放,磬音一声寒似一声,于是思绪的古涧里更加雪雨交加。我脑海里浮现出弘一法师的一副对联:“而无众生想,为现智慧灯。”